白中科：关于国土空间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的若干思考

核心提示

本文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应注重系统修复的理念，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的协同，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效果导向的统筹，受损矿区生态保护修复路径的优化，评估和适应性管理的效能，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本土化应用等问题。

本文引用信息

白中科.关于国土空间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的若干思考[J].中国土地,2022(8):9-12.

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倡导“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理念。2016—2022年期间，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设立专项，在全国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逐步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性规划重叠、部门职责交叉重复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成效，笔者思考了须持续关注的几个问题。

01 保护修复的系统理念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皮—骨—肉—血”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修复工程的开展须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将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因此，需要统一明确实施的原则、方法、程序、内容和要求，以便有效规范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质量，进而增强国土空间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其中，尺度认知与部门联动至关重要。

尺度的选择取决于生态介质的扩展范围。如，从我国三大阶梯的流域水文地貌尺度来考虑，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调节气候等生态服务，将三江源地区与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用水平衡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联系起来，影响范围从上游扩展到中游甚至下游。而考虑时间尺度的影响，由于生态过程和生态现象的时间延迟效应十分明显，许多生态过程、生态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长期观测才能发现，也只有通过足够的时间尺度才能理解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因此，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绩效考核，除考量工程实施的可见指标外，还要准确判断原受损的生态系统是否已遏制退化并朝“正向演替”方向发展。

部门协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效果。各要素（子系统）在生态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生命共同体”中所处的层级、位置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但其生态服务功能与价值是各要素共同作用的表现。目前正在实行的自然资源统一监管、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以及“三生”空间统筹规划，已初步形成“流域层面可指导、生态系统层面可控制、场地层面易操作”的部门联动合力。

02 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的协同关系

自然修复或被动恢复，是指不依靠人工干预或以最小化的人工干预措施达到生态恢复的目标；人工修复或主动修复，是指依靠人工干预或诱导达到生态恢复的目标。
生态修复是协助受损、退化与服务功能下降的生态系统恢复的过程，其实质是希望人类创造或改善促进生态系统恢复与发展的条件。在实施过程中，虽然通常以考虑工程和经济因素为主，但主要的逻辑和理念依然遵循的是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原理，其核心思想是通过人工支持引导来改善限制因子的制约性，促进受损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但应摒弃对受损生态系统推倒重来或放任自然恢复的极端思想。尤其我国的生态系统大多是以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等通过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其保护修复的目标不仅要使生态系统恢复到固有的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且还要达到更高层级的生态平衡，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生态产品。因此，人工支持引导生态系统自然修复就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由于受损生态系统的功能恢复相较于形态恢复难度更大、时间更长，即使部分受损较轻的生态系统可以依靠自然修复，但也难以恢复到理想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而通过人工支持引导，尤其是通过“师法自然”的生态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结构可能在短时间内补缺，其供给、调节、支持等服务，维系生态安全、调节等功能，以及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健康土壤和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在人类期望的时间内才可得到有效供给。

03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效果导向的三者统筹

生态受损与退化问题的识别和诊断是生态修复模式选择与工程部署的前提。场地尺度的生态受损与退化表征容易被察觉，如地表植被盖度的变化、土壤剖面层次的变化等；生态系统尺度的受损与退化表征则不易被察觉，如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等；流域尺度生态系统的受损与退化的识别与诊断难度更大，需要以流域水文地貌为单元，并选择关键部位设置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观测站来实现。

笔者认为，生态受损与退化问题的识别与诊断，应以江河湖海流域、山体山脉等相对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为基础，重点调查分析自然生态系统类型、结构、功能及受损情况，准确识别生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其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同时，从国土空间格局、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强度等方面，分析生态受损与退化产生的原因。如，流域生态安全问题的识别和评价，应充分考虑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现有成果与发展趋势，识别生态敏感、脆弱区域，明确生态安全问题。

而基于水资源保护型廊道、生物多样性保护型廊道、景观建设型廊道的结构和功能评价至关重要。其中，水资源保护型生态廊道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水资源和水生生物，通过调节和过滤作用涵养水源、调蓄洪水和净化水质，代表类型有河流廊道、湿地廊道、海岸带廊道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型生态廊道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动植物资源，供生物在斑块间迁徙和扩散，代表类型有生物廊道、森林廊道、山脉廊道等；景观建设型生态廊道的主要功能是提高区域景观质量、改善人居生态环境，代表类型有景观廊道、交通廊道、建筑廊道、空中廊道、城市绿地等。

上述生态廊道在空间上常常发生冲突，并非孤立运行，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修复的目标定位和效果引导，即不同生态系统参照系的设置。

例如，黑土地是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其生态保护修复参照系不应是20世纪50年代开发前的温带半湿润（或湿润）季风气候森林草甸或草原化草甸植被下形成的自然土壤的原始状态。

又如，在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域内，即使是因风、火、病、虫、老、残等不同原因倒下的树木也不应加以利用，这样可更好地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及其生物多样性。而大多森林生态系统生态修复，不应以原始森林作为恢复的参照，应通过可持续经营满足人类对森林的生态产品和文化需求等。

再如，大多荒漠生态系统是我国抗逆性植物集中分布的资源库，还进化演化出一大批珍贵、特有、稀有的专属物种，也是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自由王国，需要保护保育。而沙漠能否营造人类生存的环境，主要在于流域地下水位。辽宁阜新彰武、山西右玉、河北塞罕坝等植树造林治沙，使风沙得到有效控制，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观，都是有力的佐证。

04 严重受损矿区生态保护修复路径的优化

矿区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中是比较特殊的类型。统筹“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显得更为重要。笔者认为，矿区生态修复大体可概括为“安全—生态—景观”三要素，并根据情况进行选择。首先，必须保证安全，控制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有潜在污染的矿山尤其是金属矿还要从源头控制污染，保障环境安全；其次，在安全的前提下，若在重要的江河水系、水源供给区及周边存在基本农田的矿山，其生态修复还要考虑农业生态和生产；再次，若在居民点及风景名胜区视野范围内进行矿山生态修复，还要在安全、生态的前提下，考虑相匹配的自然文化景观。

我国废弃矿山类型多样，针对不同生物气候带、不同生产建设项目、不同开采工艺、不同损毁地类型、不同复垦目标等的矿区生态修复，不宜按同一个模式“一刀切”，其修复应是功能定位层级递进的形态恢复和功能恢复。

笔者认为，“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重现、生物多样性重组与保护”五元共轭论和实现路径，可重新梳理矿区水系网络，探求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平衡；可重构矿区无障碍层的土体构型，提升土壤质量；可重建矿区植被，重组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可开辟矿区通风廊道，调节微气候，疏通绿脉、水脉；可完善矿区公共空间系统，组织城市多元活动；可保护、开发和利用具有文化价值的“矿业遗迹”，以及与矿业有关的艺术、知识和精神遗产等。

05 监测评估和适应性管理的效能

监测评估和适应性管理是应对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中生态系统演变复杂性的需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对象是在自然或人类活动压力条件下受损与退化的生态系统，这涉及其演变机理等方法学问题。笔者认为，促使生态系统“正向演替”，可以沿着受损与退化时的轨迹复归，也可以沿着一种新路径去恢复。由于生态系统受损与退化的要素不同、程度不同、目标不同，尤其对于一些在极端条件下修复的退化生态系统，还要满足人类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通过一连串的目标来实现。这会存在向无序性演化的不确定性，不同的系统表现形式也不同。而监测评估和适应性管理就是为了应对修复开始之后产生的路径偏差。

监测评估和适应性管理是应对保护和修复工程模式选择的需要。从原始荒野的保育保护，到极度退化生态系统的生态重建，均离不开适应性管理。生态系统自然修复的核心内容是根据现状调查、生态问题识别与诊断结果，确定生态保护修复目标及标准。这个目标及标准，可能是针对特定生态系统服务的恢复，也可能是针对一项或多项生态服务质量的改善。笔者认为，应在进行大规模生态恢复时划分各类型生态保护修复单元，采取保护保育、自然恢复、辅助再生或生态重建为主的保护修复技术模式。这四种方法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的效果，需要持续跟踪监测并优化调整，直到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复。

监测评估和适应性管理是应对保护和修复工程先进适用技术选择的需要。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的差异较大，经济基础与法规的制约程度不同，导致国内外适用的技术与管理截然不同。笔者认为，应考虑我国人多地少、耕地与生态用地都不足的国情，在传统“引进—组装—配套—应用”的模式中，融入“评价—筛选—分离—剔除”环节，引入后评价（回顾性评价）进行技术优选，检验其在极端气候状况下保护修复工程的形态与功能变化，验证原生态修复的结论是否正确、工程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是否有效、保护与修复措施是否到位，从而为正在开展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提出补救措施，为同类地区将要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的环境影响预测、控制和治理等提供更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06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本土化应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要求更为系统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2019年9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确定NbS为全球六项重要行动之一，并由中国和新西兰担任NbS行动的牵头国家。峰会发布了世界NbS案例汇编，收录了近200个优秀的NbS提案和案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红线划定和自然保护地建立等被收录其中。NbS的相关理念、准则、方法、工具及一系列成功案例，对新时期我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NbS起源于气候变化的适应与应对，强调多元的生态系统对延缓气候变化的作用，敦促各国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时，应更多关注和采用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NbS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基础性任务，是今后生态修复的主旋律。但基于不同的本底条件，NbS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模式。如，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在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时，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管理手段，而需要对原有工程技术手段进行生态化改造。自然修复的本质是最小化的人工干预，而最小化的人工干预并不等于放任不管。NbS应考虑我国本土化生态保护修复的差异性，从国家生态安全角度出发，以生态系统综合管理为手段，以消除最大的生态胁迫性因子为基础，强化生态系统的自然更新。这样既能缩短实现生态修复所需的时间，又能保护珍稀物种，还能增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和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面增强。

此外，应加强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范式或案例的研究。范式不仅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及选择研究问题的标准。

〔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二级教授〕全文敬请阅读2022年《中国土地》第8期

文章来源：中国土地